余轶凡

       余轶凡（1911—1995），号木鱼，永川市茶店乡（现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人。父余献章系民国初年书法家。先生幼承父学，后从师前清秀才唐雨晴习书法，颇见天赋。年十七即凭写字、刻印谋生。时爱国将领刘文辉慕其才艺，延为西席。在蓉期间结识省内外书法篆刻名家，互相砥砺，并组建“丙戌金石书画社”。此时先生书艺已登堂入室，享誉蓉城。其书法篆刻作品，以“木鱼”名于世。

       解放后归里，任原四川省永川县川剧团编导，重庆市川剧三团编剧。

       1984年与书界同仁创建永川书法协会（后更名为“永川市书法家协会”），自此一直担任主席，其间，先生亲自执教培训书法骨干，并应聘担任重庆市永川老年大学书法教师。

       先生待人厚道，诚朴恭谦，对慕其书艺者有求必应，故作品传世甚广，省内外收藏者亦不少。所应政府征求之创作多件，馈赠外宾，流传海外。

       先生是四川省青年篆刻研究会名誉理事，重庆书法家协会会员，重庆印社社员，永川市文联顾问，永川政协书画院名誉院长。

       1995年12月31日晨六时先生病逝于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享年84岁。

       余轶凡先生作为永川当代书法承前启后的大家，其书法、篆刻艺术成就很高，影响深远。他非常重视书法的普及和提高，举办书法培训班，长年亲自执教，奖掖后学，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永川书法能有今天的繁荣和发展，先生功不可没。

       魏底颜面 卓尔不群

       先生书法承袭了民国碑派书风的余绪，用笔厚重，结体开张，大气磅礴，对北碑及颜真卿书法用功极深，又能吸取清代何绍基、赵之谦诸家学颜之长，融会贯通，自成高格。魏底颜面是其书法的主要面貌，其书风既与当时大的时代风气相融合，同时又彰显出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鲜活的生命力。

       先生一生学颜，又充分借鉴了何、赵等人对颜真卿的继承和创新，功夫在楷书而成就在行草。他一生最爱勤礼碑，直到晚年犹临池不辍，随手拈来，形神兼备，以此题招牌，愈大愈壮，深得其篆籀用笔之法和结字外密中疏、宽博雄强之美。其结体变化多端、笔势开张宏阔，长枪大戟，纵横驰骋，颇似何绍基；其体态雍容、婀娜、圆润处又如赵之谦。其用笔方圆兼施，中侧并用。圆笔多提笔暗转，柔毫劲腕，遒劲雄浑处得何绍基之神；方笔多露锋翻折，随意挥洒，流美丰腴处得赵之谦之韵。其章法却与何、赵两家迥异，往往字距、行距俱密，有一种如郑板桥书法乱石铺街的意趣，又时有长笔画相互渗透、搏击，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字里行间常有郁勃之气奔涌，动人心魄。

       先生书法之风格，概而言之，曰：雄、奇、厚、朴。所谓“雄”者，整体面貌气势磅礴，雄浑苍茫，有一种阳刚之美；所谓“奇”者，章法纵横恣肆，大开大合，结字夸张变形，随意生发，给人一种奇妙多变的感觉；所谓“厚”者，用笔大刀阔斧，直入平起，跌宕多姿，线条有一种厚度；所谓“朴”者，内涵朴实大方，不花哨，不卖弄，有一种正大气象。

       印宗秦汉 推陈出新

       先生早年在成都，篆刻的名气比书法大得多。至今很多老先生谈到其当时的名号“木鱼”，也主要是他印刻得好。

       解放后先生回到永川，生活没有着落，曾在街头以写字刻印为生，这期间刻了大量的印。其早期作品有的随意盖在常用的一些书上留了下来，总的感觉于平整中见变化，于朴实中见巧思，落落大方，自然古雅。虽然有的未能尽得舒展，但已初显个人风貌。当时，先生的篆刻影响就已经非常大了。现代篆刻大家徐无闻、苏白等人对其评价很高。徐无闻先生曾亲自到永川拜访先生，并请先生刻印，至今尚存“无闻写心”朱文印，记录了他们之间的这段情谊，从中也足见徐无闻对先生的尊重。

       先生篆刻，以秦汉为宗，以明清流派印为用，旁及现代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诸家，坚持印从书出、互为滋养的路子，坚持独立的审美思想，自辟蹊径，逐渐形成了自然、大方、浑厚、蕴藉的艺术风格。先生强调印从书出，只有具备深厚的篆书功底，才能更深地体会印面字法、刀法、章法的微妙变化。先生刻印，极为认真。每刻一印，无论朱文、白文，皆先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文字，用不同形式、不同章法设计多稿，反复打磨、修改，取最佳者而用。有时对其中的两个或几个都比较满意，就都刻出来，因此，在先生的作品集中，同样内容不同形式、风格的作品较多。他对文字的发展变化了然于胸，而其用字却通常选取最普通、最大方、最简洁者，易识易懂，不卖弄，但也绝不直白。他重字法之美，更重章法整体之美。其印面字与字之间不即不离，融合自然，既很好地展现了每个字的自然之态，又注重字与字之间相互揖让穿插、方圆搭配，以求浑然一体的效果，很好地表现了汉印中的章法特点和神韵。

       先生刻印，最独特处在刀法。他在几十年对秦汉印的深入学习中逐渐摸索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适合自己表达的刀法，并与其普通、大方、简洁的字法、自然平易的章法相得益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也许，恰恰是特殊的时代成就了他，艺术到了最高境界往往是简单通透的。他的印表面简单，却有一种正大气象。这种气象远承秦汉印的精神，又与先生独立的人格、全面的人文修养、坎坷的人生经历相融合，散发出永久的艺术魅力。他常用印刀不大，钝而细长，白文印多用冲刀，朱文印多用短切。用刀干净利索，不加修饰，力求“稳”、“准”、“狠”，最恨“做”、“摹”、“削”。观其刻印，无多余的动作；观其印面，无修补的痕迹。先生冲刀多用单刀，但与同样擅长单刀直冲的齐白石有别。齐白石用刀由内往外，力量大，石花斑驳，线条挺拔、强悍、险峻，有一种阳刚之美；先生执刀如执笔，由外往内“冲”，用刀稳健，在“冲”的过程中特别注重“留”的意味，就如写大篆和隶书通过笔在纸面“留”的动作写出线条中段的微妙变化，以强化印章线条的书写性。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先生晚年的书法，篆刻创作，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由于其篆刻作品边款及印屏流传极少，难以考察其具体风格的发展演变时期。从其书法创作，兼顾其生活经历，大致可以将其晚年的艺术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一）恢复期。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随着政治气候的逐渐好转和人民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始举办一些小型的书画展览。当时永川受成都等地的影响，也开始组织一些书画展览。目前所见先生最早署年款的是写于丁巳年（1977）冬的一批书法作品。我见过五六件，主要是横幅和条幅，行草书，风格相近，都写在四尺对开的宣纸上，内容全部抄录的是毛主席诗词，风格似何绍基，用笔轻快，不作过多的顿挫，对局部点画的关注重于对整体的把握，还较多地保留了颜勤礼碑楷书的用笔和体态。这些都说明由于先生长期未亲近翰墨，手上已略显生疏，正处于恢复和调整阶段。

       （二）鼎盛期。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先生流传的书法作品开始多起来，总的感觉是用笔逐渐趋于自由，不再斤斤计较于点画的精美和局部的得失，而更加关注作品整体的气势和效果，线条也由七十年代的清新明快逐渐变得粗犷厚重，书写内容也由七十年代的毛主席诗词有所扩展，以行草书为主，风格虽然已逐渐凸显，但也许受生活环境和情绪的影响，还没有达到心手双畅的艺术境界。其书法创作真正进入鼎盛时期，是在1984年以后。1984年初，永川书法家协会成立，这不仅是永川艺术界的一件盛事，更是先生个人生活和艺术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当时地区文化局的关心下，为其增加了退休金，并将其农村老伴的户口迁进了城，在住房等方面也给予了照顾，真正解决了先生在生活上的后顾之忧。随着生活状况的逐步改善和在艺术上所得到的充分肯定，这位73岁的老人在艺术上勃发出了生命活力。从先生存世的作品看，主要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四五年间。凭着高涨的创作热情和对艺术勇于探索的精神，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艺术珍品。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单条、中堂、对联、扇面、斗方、条屏等所有传统的书法创作样式；从书体上看，除了先生最拿手的行草书外，行书、篆书、隶书、小楷、魏碑，风格多样，异彩纷呈；从书写内容上看，自作诗词、楹联、古今诗文、格言警句……几乎应有尽有，尤其对豪放洒脱之词非常钟爱，与其书风和当时的心情相得益彰；从创作质量上看，无论真草篆隶，随意挥洒，无不酣畅淋漓，神完气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三）蜕变期。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先生去世。这一时期的作品用笔更加恣肆，章法变幻莫测，纯以意行，其作品虽然仍以行书字法为主，却已具大草的意态和风神。其风格依然豪放，但在粗壮的点画中，多了一些精致细腻的笔触，很多细线条尤其精彩。用墨在枯湿浓淡的变化中，给人非常润的感觉，已初步呈现出碑帖兼融的面貌，非常精彩。也许此时先生也自知其作品火气、习气太重，欲以帖之温润流美去其弊，只可惜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未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艺如其人 德艺双馨

       古人论艺，兼评其人。一个人在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必然以其过人的天赋、全面的修养、高尚的人品、勤奋的精神、激越的才情作支撑。

       先生从小聪慧过人，很早便在其父和前清秀才唐雨晴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书法、篆刻，后到成都以写字、刻印谋生，开阔了眼界。尤其在加入“丙戌金石书画社”后，结交了很多书法、篆刻界的前辈和朋友。良好的艺术氛围、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其书法、篆刻突飞猛进，渐入佳境。当时成都繁华的春熙路很多招牌都出自先生之手，很多成都的老一辈书画艺术家至今还记得“木鱼”其号并赞其书法、篆刻艺术之高明。

       先生以“木鱼”自号，自励自强，意在随时敲打自己，勇猛精进。在艰难的生活中，他以书法、篆刻作品中寄托情怀，即使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仍保持独立的人格。他有“一笑翁”朱文印，借白石老人“予之刻印，少时即刻意古人篆法，然后即追求刻字之解意。不为摹、作、削三字所害，虚掷精神。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之语，表明自己的艺术立场和决心。先生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但对艺术的要求却很高。他常常对人说：“不好的作品，宁愿返工，也不让它出门。”从他留下来的大量反复推敲的作品中，最深刻地体现这一点。

       先生在文学、诗词、金石、书法、篆刻等方面修养全面而深厚。自撰诗词、联句自然优美，意境深远。其乙丑年（1985）冬所书旧作“已是丰年足鸡豚，老夫庆寿不用牲。大烹豆腐瓜茄菜，高会荆妻儿女孙。”字里行间洋溢着自尊、自赏和怡然自得之情，允为“诗书合璧”的佳作。以古今优秀诗文作书，多凭记忆信手拈来，而所选内容的面非常广，涉及各个时代，他能借其词而抒己意，生动、传神，且无遗漏，足见其文学功底至深。而其篆刻的内容则多为自撰，清新雅致，内涵丰富。。

       先生一生清贫，但他自尊、自强，志存高远，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不为时风所惑，不为流俗所趋，扎根传统，开拓创新，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即使将其置于现代书法、篆刻名家之列，也毫不逊色。昔时先生以荒江野老偏居陋巷，艺名难彰；今时代昌明，先生之艺才逐渐为人所赏识。更何况先生书、印俱佳，随着对先生其人其艺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艺术一定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