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琴，名贤书，永川县人。生于光绪八年（1882）十月，病逝于1965年7月，终年83岁。

        郑东琴幼年家贫，勤奋好学，曾就读于永川达用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公费留学日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日本与吴玉章、熊克武等参加同盟会。

        郑东琴在东京参加反对日本《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后归国，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7月，执教上海中国公学，任监学；随后与熊克武、黄树中等被派回四川，加强革命力量。郑东琴回永川组织“教育会”，担任会长，进行革命活动。光绪三十四年（1908）2月——宣统二年（1910）10月，郑东琴在成都法政学堂任教。重庆蜀军政府成立，郑东琴任资州知州。嗣后曾任彰明县、大邑县征收局局长，重庆警察厅厅长，合川、涪陵、岳池、广安、南充、巴县等县知事。郑东琴在广安首倡义学，绅耆为他设宴庆祝40大寿，他避而不受，深受人民爱戴。合川县民众为郑东琴立《去思碑》。郑东琴组织编写的《合川县志》、《巴县志》，至今仍受好评。

        民国14年（1925）10月，卢作孚发起组织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认股者极少；去重庆登门拜访老上级郑东琴（郑东琴就任重庆警察厅厅长曾邀卢作孚一同共事）。郑东琴当即借出数千元，同时，出面说服合川县府旧属予以支持。县教育局局长陈伯遵乃从县教育经费中借出大洋8000元，凑足船价，民生轮才从上海开回。

        民国15年（1926）8月，民生公司正式开业，“民生”轮行驶渝合线，营业兴旺。不久后进入冬季，江水枯落，即将停航。卢作孚找郑东琴商量，决定增辟渝涪线。郑东琴早年任过涪陵县知事，颇有人缘，他出面，涪陵人士即给予大力支持。

        民国16年（1927）1月，民生轮开始航行渝涪线，整个枯水季节营业甚佳。这年夏，民生公司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郑东琴被选为监察。郑东琴同卢作孚等决定把上年8—12月的红息发给股东，股东们非常高兴。郑东琴趁机向股东大会提出增资建议，获得通过。这次实增资73000元，超过原定增股额46%。随即在上海建造新轮，取名“民用”。“民用”轮比“民生”轮吃水浅，船身稍大，能全年通航渝合线。从此，民生公司的经济收入更为可观。

        南充人谭谦六在重庆组建长江轮船公司，谭谦六因不熟行业，邀郑东琴（郑东琴在南充任知事与谭谦六相识）经营。郑东琴则劝谭谦六交给民生公司代管。嗣因谭谦六为债务所迫，将船售给民生公司，改名“民望”，从此保证了公司渝合、渝涪两线的轮船营运。

        ……

        民国19年（1930），民生公司召开第五届股东大会，郑东琴被选为董事长（直至解放）。民生公司资产已达35万元，较初创时增长6倍，职工人数达164人。民生公司在掌握了川江上游的航运后，又向长江中、上游逐步扩展。

        抗日战争后期，通货膨胀，民生公司濒临破产。宋子文以解决民生公司经济困难为诱饵，要求出任民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对此坚决抵制，并亲自出面奔走，解决资金，使民生公司转危为安，而且，以后还成立起了太平洋轮船公司。在台湾、香港均设有民生分公司，发展沿海航运事业。

        全国即将解放之际，有人曾劝郑东琴避居香港，将民生公司的黄金、美钞和新轮转移。东琴出于爱国之心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坚决不为所动。

        重庆解放，郑东琴代表重庆市工商业，并以共产党的老朋友身份，欢迎解放军入城。邓小平、刘伯承、吴玉章等第一次在重庆皇后餐厅宴请重庆市各界爱国人士及社会贤达，特邀郑东琴出席。郑东琴及时召开民生公司董事会，阐述正义主张，终于通过了决议，将全部黄金、美钞交与国家，支援建设。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郑东琴被任命为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郑东琴以民革、民建成员双重身份，除担任民生公司副董事长外，还兼任重庆市工商联常委、四川省及重庆市政协委员，并为四川省及重庆市人民代表，直至逝世。 （区文管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