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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一揆教授是我国杰出的中药学专家，第一位中药学博士生导师，历任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曾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和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他将毕生的心血投入到中医药教育事业当中，中药学全国统编教材，从第一版到第五版，都是由他主编。凌教授在中药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中医药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也是三勒浆古方的发掘者，现代三勒浆研究的重要成员。
凌一揆（1925年—1992年）生于四川省永川县（现重庆市永川区）。刚进入中学时抗日战争爆发，这时其母亲患上心脏疾病，当时较难医治，四处辗转求医，颇历艰难，凌一揆开始萌发学医念头。
1941年，凌一揆到成都求学，考入四川国医专科学校，在此接受了中医药启蒙教育。第二年转入四川国医学院就读，1944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回故乡开业行医，数年的医生生涯，为中医临床积累了大量经验。
1953年冬，凌一揆调成都参与四川省中医代表会议筹备工作。1954年，四川省卫生厅创建成都中医进修学校，凌一揆受聘任教，参与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课程设计与讲授。1954到1955年间，编写成了中药学和方剂学两本教材。
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建院，凌一揆调往工作，历任教研科长、教务主任、中药方剂教研组主任、中药教研组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新中国建立后，中医教育纳入现代正规教育，凌一揆根据当代中医药大学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在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形式和方法、师资培养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凌一揆教授提倡建立当代的“系统中药学”，为重要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他大力强调必须处理好继承与扬弃、传统认识与现代科学、学科分化与综合三大关系，为现代中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与借鉴，为中药学科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凌教授还积极探索和从事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反映出他对中药学和方剂学方面的独到见解和深厚造诣。他致力于川产道地药材的系统研究，支持编纂和修编的《四川中药志》获得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和1981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与他人共同主持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七五”重大课题“解表方药研究”，获得1991年四川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本着科技兴国宗旨，凌教授致力于中药方剂的研究与发展，由于突出的贡献，凌老被聘为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中医学科评审组委员，这对四川的科研以及中医药的科研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建国后，中医药的发展和传承迫在眉睫，国家建立了四大最早的中医院校，但是具体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教材都是空白。上世纪50年代末，凌教授完成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中药学》高等院校统编教材，该书不但使用于教学，也为众多临床医生所喜用，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临床实用价值，受到医药界好评，国内外出版物也经常引用该书内容。该教材后又经过六次修订再版。此次高等院校统编教材的编纂是对传统本草学的一次系统整理和总结，为此后中药学教材和著作的编写提供了典范。凌一揆教授曾担任过西医学习中医高级研究班中医学系、中药学系的相关课程的教材编写和课程讲授，他作为全国高等院校中医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为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及中医药教材建设做出了贡献。
凌一揆教授从事中医教育四十多年，是中医教育的现代开拓者，他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建国后中医药纳入正规的高等教育，如何有效培养出中医药后备人才，作为中医教育工作者和成都中医学院的建院元老，凌一揆教授参与了中医专业、中药专业的教学计划的制定，进行了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大量工作，在教学形式上与方法上他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凌一揆教授还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早在成都中医进修学校任教期间，他就率先建立了中药的标本室和标本园，成都中医学院建立后，标本室不断扩大，现已成为全国医药院校中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的中药标本中心之一。
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作为首批硕士和博士导师，凌老培养了大批中药学研究生，为我国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在全国开办中医七年制教育、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论证和博士后培养的准备工作。他培养的中医药人才桃李满天下，他们已经成为教学、科研和医疗各方面的骨干与精英。
凌一揆教授为中药业的发展和提高其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开发利用四川中药资源，凌一揆教授对川产道地药材进行了系统研究，编纂和修编《四川中药志》，对四川地区中药的栽培、炮制、开发利用进行了详尽研究与整理，为四川中药材运用与推广做出了努力。另外，凌老也进行成方成药研究与开发利用。如现在太极集团的康宁糖浆、三勒浆公司的三勒浆。这些不仅带动药业市场的兴旺，带来了经济效益，也方便了人民群众，为人们的健康做出了保障。
（区文管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