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4日5时许，敌机一架，于大雾弥漫中，在常德上空低飞，投下小麦、黄豆、棉絮及其它不明物体。7日后，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被发现……”在永川区档案局，珍藏着一份由永川籍细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文贵（1902年—1974年），在1942年所写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复印件。这份万言报告书，第一次真实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那么，出生于永川的微生物学家陈文贵，是何许人也？

        救死扶伤济世为怀

        陈文贵，名愠愧，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生在永川县松溉镇花纱商人家。陈文贵6岁时，由于家境殷实，父亲陈海门便设家塾授课，并让其5岁的弟弟陈文镜陪读。后来，兄弟二人又相继在江津县白沙镇和重庆私立求精中学求学。由于深受国学思想濡染，兄弟俩均有“兼济天下”的报国情怀。

        1921年，兄弟俩进入湖南雅理大学医学预科。

        1928年，时年26岁的陈文贵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学习。这时，他对细菌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一年后，陈文贵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任北平协和医院病理科助教。两年后，他又转入协和医院细菌系，专门从事细菌学研究。经过不断的实验和探索，陈文贵先后撰写了《组织培养下疫苗病毒性的变异》、《霍乱弧菌的培养、分离和变异》等多篇论文，在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刊》等专业刊物上发表，成为学界翘楚。

        揭露侵华日军罪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同学之邀，陈文贵前往贵阳卫生署担任卫训所主任，并任贵阳医学院教授。

        1938年和1939年，贵阳发生大面积霍乱疫情，大批民众受染身亡。当时，疫苗血清供应非常紧缺，陈文贵立即带领身边的教学医生试验生产霍乱疫苗。由于陈文贵制作的疫苗对遏制霍乱的蔓延起到了显著作用，于是，驻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决定请陈文贵筹建一所先进的疫苗血清制造室，既生产各种疫苗，又培养专业人才，陈文贵便愈发沉浸在对细菌学的深入研究中。

        进入1940年后，抗战局势日益紧张，进入僵持阶段。同年10月，在浙江宁波突然发生了一场鼠疫。同年12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在重庆召开全国卫生技术会议，秘密讨论浙江宁波的鼠疫流行案。“鼠疫爆发前几天，有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投下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等物；日机离开后，地上即出现大量红色的跳蚤……”根据汇报的情况，陈文贵尖锐而肯定地指出——日军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应立即训练侦察敌人生物战和防止生物战的专业队伍。

        距浙江鼠疫疫情1年后，湖南常德又爆发了大规模鼠疫。得知疫情的陈文贵立即率队前往调查，并亲自主刀对尸体进行解剖……通过系列实验，陈文贵发现，这些病人均死于世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杆菌所引起的败血性感染。此外，根据敌机空投地与发病地点相同、从空投到发病的时间与鼠疫菌感染潜伏期一致等证据，陈文贵确认：这一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是敌机通过抛撒染有霍乱和鼠疫菌的垃圾导致居民感染所致。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的陈文贵义愤填膺，亲自执笔撰写了近万言的《湖南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交给国民政府卫生署。这份长达万言的报告书，第一次真实确凿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热爱和平仗义执言

        解放后，科研成果卓绝的陈文贵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连续三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军在朝鲜也进行了细菌战。为此，中央卫生部派陈文贵赶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防疫检验队队长。肩负重任的陈文贵冒着被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前往受细菌侵袭的现场，搜集美军空投的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并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从昆虫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等毒力很强的病原体，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陈文贵随宋庆龄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上，他出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实物证据，揭发其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支持。为表彰陈文贵的功绩，朝鲜人民政府特授予他二级国旗自由勋章。回国后，陈文贵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

        1961年，陈文贵调往四川医学院任副院长。如今，在四川大学的文化长廊中，还塑立着一块刻有陈文贵的头像和简介的卧式长碑，记录着莘莘学子对这位杰出校友和伟大科学家的真挚敬意和告慰。

        （区文管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