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其鸣，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合川县委组织部长。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中共铜梁县委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适应新的形势，根据中央关于国统区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政策，组织撤退，导致刘其鸣与党的组织失去联系。1948年3月，彭家福将刘其鸣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经组织调查确认后，派其去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当时，彭家福在铜梁巴川第二小学教书，刘其鸣在板桥中学教书。刘其鸣恢复党籍后，曾两次来县城向彭家福汇报工作。

       1948年5月4日，刘其鸣去铜梁县府领取板桥中学的教育经费，路过县城南街唐福山茶馆，被县警察局户籍警张德才告密。当张德才招呼刘其鸣进茶馆喝茶时，刘其鸣便被两名便衣特务绑架到县警察局。次日由重庆稽查处秘书钟子宫将刘其呜押送重庆市稽查处，以后又将刘其鸣转到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太平门监狱关押。刘其鸣在被军法处提审时，见妻子张秀容也被捕受审。张秀容是1948年5月7日在重庆磁器口四川教育学院柑子园家里被捕的。刘其鸣从审讯中看出了敌人并没有掌握到他的真实情况，顶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也只字不吐露党的秘密。穷凶极恶的特务，刑讯逼供已怀孕的张秀容，但她很坚强，也拒不“招供”。敌人无法，只好给她戴上手铐，关进渣滓洞监狱3个多月，直到临产时，才被统战对象刘龙雏(曾任国军旅长)保释出狱。

       刘其鸣夫妇之所以被捕，根源在于板桥李、刘两姓的宗派斗争，而刘其鸣又被李姓视为斗争中的钉子人物。李氏宗族为了压倒刘氏家族，便与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袁松谷勾结，写信控告刘其鸣是异党份子，常在重庆磁器口一带活动。控告信由李远模送给重庆担子石分局长李富华(板桥人)转交西南行辕，然后密令逮捕刘其鸣。他们这样干的目的，就是想拔掉这颗钉子。

       在刘其鸣被捕的当天，八路军办事处机要交通员、中共铜梁中心县委书记游文俊就来巴川第二小学，给彭家福路费，叫其立即撤退，并待机营救刘其鸣。于是，彭家福向黄定文校长请假说：“三教一个抬滑竿的带口信来说，母亲病危，要我马上回去。”彭家福请假后，在永川龙裔香家住了一个多月，探得板桥、三教两处老家平安无事，才悄悄地去铜梁县城面见游文俊，然后，又壮着胆子去巴川二校上了两周课。以后，彭家福退聘回家，就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当时，党组织交给彭家福的任务是“继续清理、发展组织，掌握农民武装，做好统战工作，设法营救刘其鸣”。为此，彭家福多次了解刘其鸣的消息。从刘龙雏那里得知张秀容虽然被保释出狱生孩子，但有特务监视，不易接近，敌人正在放长线钓大鱼。要营救刘其鸣出狱，还得找统战对象刘龙雏设法，因此，彭家福多次对刘龙雏说：“刘其鸣是很有才干的，如遭诬陷，是刘氏宗族的一大损失，虽说你是板桥刘家的一棵大树，但单株不能成林，也是经不起风险的，你必须设法保刘其鸣出狱。”反复给刘龙雏讲明利害关系后，1949年春节，刘龙雏向他的舅父郭汝瑰写信，请他设法保刘其鸣出狱。刘龙雏把信写好后，由彭家福专程送到铜梁县城拜托刘龙雏的四外公郭朗溪将信转给了郭汝瑰。郭汝瑰是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与共产党有关系，淮海战役后，任72军军长，1949年在四川泸州起义。郭汝瑰接到刘龙雏的亲笔信后，从中做了许多工作，证明刘其鸣不是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西南行辕只好将刘其鸣开释。1949年7月22日，由刘龙雏出具“随传随到”的保状以后，刘其鸣便出狱了。

       刘其鸣出狱时，西南行辕二处军统特务行动组长雷天元(铜梁县土桥乡人，解放前夕逃往台湾)还拍案大骂：“妈的，你的活动能力真大，放你出去，可别再捣乱了……” （区档案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