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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话“中山”
来源: 编辑:永川迁移 2016-11-14 23:45:41
历史越千年,文化通古今。在1992年建制调整时原永昌镇的大部分区域特别是县城的核心区域划归中山路街道管辖

古往今来话“中山”

——永川区政协历史文化遗存探寻之中山路篇

张义骞 龙远信 /文 王国梅/图

清光绪二十年永川县城图(资料图)

永川旧城区鸟瞰图(1977年) 卢定国 摄

       历史越千年,文化通古今。在1992年建制调整时原永昌镇的大部分区域特别是县城的核心区域划归中山路街道管辖,中山路街道基本上是脱胎于原永昌镇。因此,探寻中山路街道历史文化遗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找原永昌镇的历史文化记忆。而原永昌镇作为千年县治所在地、永川历史文化发祥地,境内历史之厚重,遗存之丰富,明显有别于其他镇街。

       6月14日,永川区政协主席刘祥全、副主席马玉平和专题调研组一行,冒着烈日高温前往中山路街道,考证县名缘由,探寻县城遗存,俯察城外美景,打听境内名人,处处感受着中山路街道境内特有的历史文化魅力……

【历史沿革】

       认识中山路,先说永昌镇。永昌镇,自唐大历十一年即776年永川建县以来,多数时间为县治驻地。1929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特将民生路至东外街这段街道命名为“中山路”。1930年,名城厢。1935年,名城厢联保。1939年,改名城厢镇。1940年,因永川县原为古昌州属地,更名为永昌镇,取“永远昌盛”之意,镇公所驻地原文昌宫。

       1949年12月4日永川解放,仍名永昌镇。1951年6月,划永昌镇全部及东南乡九村、一村之一部,嘉阜乡的七、八村,西北乡的一村为城区。1951年12月,更名为城关区。1956年,更名为城关镇。1972年12月,将城郊区30个专业蔬菜生产队组建成常青人民公社,归城关镇领导,公社驻地川主沟。1981年5月,复名永昌镇。1983年3月,永昌镇设立中山路、英井路、南郊路、西大街、萱花路5个街道办事处。1992年9月,永川撤区并乡建镇,新设中山路街道办事处,驻环城北路原东南乡人民政府驻地,辖区包括:原永昌镇的中山路、水东门、东外街、昌州路、民生路、城墙边、英井路、望城路、泸州街、肖家冲、卧龙凼、川主沟、西门、西大街、五板桥15个居委会,原东南乡的永龙、转龙、勤俭、北大、瓦子、玉清、东岳、工农、银炉、泡马10个村,原小南乡的三星、花果、滴水3个村,原常青乡的双龙、望城、中河3个村,共16个村15个居委会。1995年新设接官厅居委会。1996年4月办事处驻地迁汇龙大道东一路19号。1996年9月,胜利路办事处粽粑居委会划归中山路街道办事处。1998年7月,将泸州街居委会划归南大街街道办事处。1998年,新设跃龙路和汇龙路居委会。1996年6月永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中山路街道办事处合署办公,2001年分设。2002年4月,驻地迁往中山大道东段119号,腾出汇龙大道东一路19号办公楼让当时的市委、市政府临时过渡。2003年至2009年,所辖村、社区进行了多次调整。2009年5月,孙家口村麻柳村民小组和双龙村的灰坝子、骆家店、鲢鱼石3个村民小组划归茶山竹海街道办事处管辖。

       截至2015年,中山路街道辖6个村10个社区,幅员面积 57.7平方公里,辖区户籍人口14.2万,常住人口28万。

 

永川:三水合流,因水得名

三岔河 刘洪兵 摄

永川于唐大历十一年建县,建县时为何定名为“永川”呢?

据考证,“永川”之得名,与其特殊的地形地貌有关。宋《太平寰宇记》记载:“永川县,州(指昌州刺史衙门驻地,今大足县)东150里……山川阔远,因名永川县。”清光绪《永川县志》记载:“附城三水合流,形如篆文‘永’字,曰永川者,因水得名也。”

调研组一行来到“三水合流”处——三岔河附近的永泸桥。三水,即今天的东门河、玉屏河、永川河三条河流。永川城背负箕山——桂山,东门河自东岳桥入城,经水东门、小南门、大南门流入三岔河;玉屏河自真武山北来,绕玉屏山经五板桥流入三岔河;永川河属长江北岸一级支流,发源于宝峰镇境内的华家寺,自西向东北流经来苏、永隆,流入永川城西南绿阳桥后叫麻柳河,再经小桥子流入三岔河与玉屏河、东门河会合。在古人眼中,三水合流,形如篆文“永”字,而秀水碧波,犹如一幅天然字画,因名“三河汇碧”并列入永川古八景之一。明代正统年间,永川县教谕诸华曾赋诗一首:

北注西倾南控濠,纵横缭绕胜挥毫。

流成永字三江秀,汇入碧川万顷涛。

风雨不将图籍浸,谿山应共锦云高。

仓王去后留遗迹,鸟篆千年起凤髦。

明代万历年间,永川知县张时照也写诗赞曰:

江盘巴字异,永字并称奇。

万里连江汉,朝宗羡委蛇(wēi yí)。

三水合流后,过永泸桥折南经中河坝、卧龙凼出永川城,经临江、高滩、水碾、聚美、江津朱杨溪注入长江。永川解放后,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生活、工业等污染渐渐严重。虽然三河依旧流淌,而碧水难以复现。前几年,区委、区政府举全区之力对城区河道进行综合整治,污染状况得到一定程度控制,人们期待着那三条滋养永川城的“脐带”之河芳草萋萋、碧水悠悠,期待着“三河汇碧”古景早日再现。

 

县城:历史种子,文化基因

宋锦桥(现貌)

宋锦桥(资料图)

泸州街永泸桥(资料图) 卢定国 摄

文庙大瓷狮(1958年) 卢定国 摄

大南门城墙边(1982年) 卢定国 摄

东外街(资料图) 卢定国 摄

       解放前,永川县城背负真武山即今天的北山,南临东门河,形似卧牛,面积约0.92平方公里,周围有望城坡、狮子坡、玉屏山、马鞍山环峙。解放后,县城规模逐步扩大,到1988年,县城东至东岳桥,南抵黄瓜山麓的黄竹林公墓,西讫鸭儿凼,北达箕山脚跳石河;东西宽3.6公里,南北长7.4公里,辖区总面积达到7.38平方公里,基本上奠定了今天永川老城区的规模。作为原永昌镇的核心区域——县城,走进县城,探寻古城墙、旧县衙、鼓楼门、老街巷、古桥梁、文庙、天主堂等代表性遗存,调研组收获满满。

       县城见证古城墙。城墙无疑是县城最重要的历史见证。据史料记载,在明宪宗成化八年即1472年之前,永川县县城的城墙仅为断断续续的土墙和木栅。1472年,重庆府同知莫琚才命令永川知县刘凤始筑石墙,周围400丈,高1.5丈,东南至西南段顺东门河立木栅,长500丈。清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改木栅为石墙。至此,连原有城墙共895丈,城墙上筑有城垛1334个。其后因战乱,县城几次被毁,城墙也多次修补。1932年,修成渝公路时拆掉东门附近一段城墙。1939年,为防日军空袭,便于居民疏散和挑运饮水,将水巷子附近城墙拆去1丈多。1940年,日机炸毁西面、南面一段城墙。解放后,鉴于城墙阻碍交通,从1951年起逐步拆去,只有东门至西门一段留有10余丈或几丈不等的墙基、城墙作堡坎和防洪之用。

       自修筑石城墙以来,永川县城共有城门七道。据清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绘制的《永川县城图》和《永昌镇志》记载,正东仁惠门即东门,位于今天东外街与官井路交汇处的十字路口附近;正南阜民门和嘉会门,分别为今天的大南门和小南门;正西义正门,位于今天川粮大厦和利雅大厦附近;正北龙光门即北门,位于北山,依古制封闭;东南武德门,即今天的水东门;西南文明门,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即1715年封闭。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年,知县张宗文将正西义正门废除,将西南文明门打开。北面的龙光门依古制仍旧封闭,直至清末复开。

       调研组一行来到位于中山路社区东顺街的古城墙遗址考察。据目测,该段裸露出来的石城墙有20多米长,高度接近3米,其余被堡坎遮挡。从石材的颜色和风化程度上看,沿墙基向上近2米高的石墙年代久远,再往上部分有修补过的痕迹,年代稍晚。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墙的防御功能已完全丧失,如今保留下来的这段城墙与市场为邻,成为人们来往的过道。正所谓“残肢断骨古城墙,补缺拾遗添市场。集散物资收税地,功于国库利城乡。”

       几度搬迁旧县衙。县衙是县治驻地的重要标志。据明成化《重庆府志·永川公署》记载:“(县衙)创于唐,设于北山腰,宋因之,元废。明洪武初于旧基重建幕厅在治内侧,戒石亭在厅事前,申明亭、旌善亭在治西南600尺,鼓楼在治前。置官知县、县丞、主簿三员,首领官典史一员,吏官二十一名。”

       查阅史料发现,旧县衙曾数次被毁、几度搬迁。明万历二十一年即1593年,知县徐先登上任,因兵燹(xiǎn),县城房屋倒塌,不得不将县衙移至松溉。清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清政府委任的首任永川知县赵国显到任,因战乱,县城被毁,居民无几,县衙仍迁驻松溉。清康熙元年即1662年,知县张翔率领遗民七八家回城,终因居民太少,仍搬回松溉。清康熙四年即1665年,知县王枟将县衙从松溉迁返县城,以城隍庙暂作县衙。清咸丰十年即1860年,张国福农民军攻入永川,县衙在战乱中被毁。次年,知县戴廷显将县衙迁至陈食场;秋天,知县方翊清将县衙搬回县城,以文场为县衙。清同治二年即1863年,又新修县衙,至同治四年即1865年竣工。1940年,日机空袭,炸毁县衙大堂外侧房屋。为了防止空袭,县政府先移新桥(今永泸桥)南蚕桑局,后移东南乡大顺号院子,1945年迁回原地。

       新中国成立后,自1949年12月4日永川解放至60年代初,县政府仍驻旧县衙。1961年,迁民生路原县印刷厂。1970年,迁中山路76号。1986年,迁胜利路。1992年,永川撤县建市。2002年4月,市政府迁汇龙大道东一路19号中山路街道办公楼临时过渡。2004年12月,迁人民大道191号办公。2006年,永川撤市设区,区政府办公地点仍为人民大道191号。

       藩封标志鼓楼门。据《永昌镇志》等资料记载,旧县衙前面原有一座用条石砌成的鼓楼,即百姓口中的“鼓楼门”。中间门洞拱高1.5丈,深3.2丈,门洞宽1.2丈,地盘宽5.4丈,上建瓦房3间。洞拱门额上刻“昌州古治”4字(有资料写作“古昌州治”,这与清光绪《永川县志》的记载不符),拱门两侧石壁上刻有清进士许机于嘉庆十四年即1809年任永川知县时所题对联一副:“三乡一里进斯门都着眼看这官员好否,万水千山来此地常回头顾我子孙昌么。”左右有碑记,字迹漫漶,不可辨认,唯碑尾可见“明宣德二年”字样。按封建制度规定,鼓楼系王侯出入奏乐之所,非皇宫王府不得有此排场。一个小小的县城有什么理由建这么高规格的鼓楼呢?

       原来,明永乐二十二年即1424年,成都蜀献王第六子朱悦烯封永川王,以永川为其采邑(供给王侯俸禄的县),实际上朱悦烯并未来永。到了明宣德二年即1427年才由永川县县令为他修建这个石鼓楼,作为藩封的标志。天顺四年即1460年,朱悦烯薨,谥“庄简”。明末清初石鼓楼被毁,清康熙二十九年即1690年,永川知县欧阳明万又重新主持修建。清光绪《永川县志》对石鼓楼的来历有这样的记载:“仪门外石鼓楼,明知县王恩茂题曰‘昌州古治’,不知州治不在永川,而洞拱门高,尤非州所宜建。邑之有此,特为庄简王设也。”

       鼓楼不在,古树常青。调研组一行来到县衙旧址,如今这里已成为武警二大队所在地。当年的鼓楼、县衙大堂等已不复存在,唯有原址上的两株黄桷古树仍枝繁叶茂。两树已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分别编为“保护树一级184”、“保护树一级185”。如今,这两株黄桷古树已成为旧县衙和鼓楼最后的历史见证。

       承载繁华老街巷。清初,县城的街巷几乎全在城墙内。清中叶,县城人口增加,沿成渝道东西延伸,东至东岳 桥形成东外街,西至跃龙桥、萱花路老街口形成西外老街,南沿永泸、永津要道,住户逐年增多,形成泸州街、双井街、木货街、肖家冲等街道。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有6街6巷,道光年间有12街12巷,民国期间增至20街12巷。当时的繁华区域是大十字、下街子、小十字,热闹地区乃是东西门外成渝来往客商食宿寄货地段。县城人口集中而环境幽静,许多达官富绅在北山同文里、骑龙街、川主沟等步行街修造花园式别墅,比较知名的别墅和花园式、亭园式院落有20余座,川主沟则有“永川华尔街”的别称。

       旧县城的老街、老巷大部分保存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来伴随旧城改造、河道整治等逐渐消失,只有部分街巷如北山的同文里、书院巷等保留至今。调研组一行翻开卢定国先生纪实摄影作品集《记忆永川》,那一幅幅拍摄于上世纪五十至九十年的老照片,那些定格于历史瞬间的街巷场景,让人惊喜、让人感叹,思绪也不由自主地被画面带回到了昨天。

       人文厚重古桥梁。据清光绪《永川县志》记载,县城东门外今东岳桥处有迎恩桥,城南街尾今永泸桥处有龙门堤桥,谢家河坝有宋锦桥,西门外玉屏山脚西侧有永济桥,城西街尾今文曲路、胜利路交界处西南50米处有跃龙桥。这些桥都是石板平桥,比较矮小。清末和民国时期,增建了新桥、东岳桥、玉屏桥、大南门桥、小南门桥、五板桥、永康桥等。解放初,特别是80年代,随着县城规模的扩大,街道的延伸发展,桥梁也随着增加和改建。截至1988年县城内共有大小桥梁42座,总长819.2米。其中大型的古桥有龙门堤桥。该桥位于泸州街尾,横跨永川河。传说此桥已建300年以上,清末邑人李黄氏捐款重修为“新桥”。有石拱3孔,每孔跨度8米,宽约5米。1955年用9根钢管铺于桥面,供汽车通行。1975年国家投资改建为跨度30米的石拱桥,新名永泸桥。该桥跨三岔河上,由省投资35.43万元,1975年6月动工,1976年7月全部竣工。桥设计跨度30米,悬链线空腹石拱,拱圈厚度0.85米,分两环错缝砌筑,下部浆砌条石桥台。全长50.7米,桥高8米,桥面宽11+2×1.5米,设计荷载汽车-20级。

       在众多古桥中,令永川人难以忘怀的莫过于宋锦桥。该桥位于永川中学老校门左侧30米处,是连接谢家河坝的一座石桥。相传宋代永川小南三星村一家宋氏子弟考中进士,作官后回乡探亲,因从永川城到宋氏家门要路经该处的小桥。宋氏家族觉得残断小桥过路不方便,于是出资修宽大石桥,以迎接进士郎及随从经过,并将桥命名为“宋锦桥”,取宋家进士衣锦还乡之义。该桥长20余米,宽2米左右,桥孔6个,桥面由厚20公分、长3米、宽1.5米的条石双铺而成,其中2孔桥墩雕刻有突出的龙头。桥头北岸立有石碑一通,北岸崖壁边修“土地庙”一座。据史料记载,在宋明清三朝永川弟子中进士者共有四五十人,宋锦桥就成了永川古代人文兴旺的见证。调研组在宋锦桥遗址看到,鉴于该桥的交通功能已丧失,且处于河道整治范围之内, 2012年城区河道整治时专门留下三孔立在已整好治的河道之中,并在河堤上重立石碑,明确该处为“宋锦桥遗址”,并刻下“宋锦桥简介”碑文。这样既保障了河道畅通,又基本保住了历史文化遗存,其互利之举为我区今后开展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开发工作提供了借鉴。

       儒学教育殿堂文庙。“文庙嵬峨至圣祠,闻名遐迩碎瓷狮。三千才俊杏坛立,绿叶红莲出水时。”文庙是纪念祭祀孔子的祠庙建筑。鉴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维护阶级统治和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历代封建王朝对孔子尊崇备至,把修庙祀孔作为国家大事来办。其数量之多、规制之高,建筑技术与艺术之精美,在我国古代建筑类型中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庙分国庙、家庙、学庙三类,除作为国庙的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和现曲阜孔府内家庙、衢州孔府家庙这四座孔庙外,中国其他的孔庙都属学庙性质,是古代儒学教育的殿堂。

       据史料记载,永川文庙修建于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后经历多次战火,部分建筑被毁,直至清代才修复,而原奎星楼倒塌后一直未复修。文庙前门临文明路,全庙红墙黄瓦,石级层累直上,中线为丹墀,雕刻有鱼龙图案。临街左右为“圣关”、“贤域”,两侧石牌坊大门中凿泮池,形如月池,周围有高1.6丈的砖墙,上有“宫墙万仞”四字。左右石坊前有嵌瓷泥塑雌雄狮子一对,下马碑各一,上刻“文武官员到此下马”字样。拾级而上第一层正中为灵星门,左右厢为乡贤祠、名宦祠,内供有历代乡贤名宦牌位。第二层为戟门,左右为斋寝。第三层为露台,乃春秋祭祀的祭坛,东西两列两庑,内列孔门弟子牌位。第四层为大成殿,即文庙主殿,内供“至圣先师孔子位”的牌位。后殿为崇圣宫。1929年修公路时宫墙放低,1940年灵星门、石牌坊被日机炸毁。解放后,上游小学迁入,并在戟门内新建教学大楼,其泮池被填平建商场。

       1966年11月,原文庙大瓷狮、黄瓜山文峰塔(白塔)、天主堂铜钟、僧会寺的铜佛等珍贵文物被毁。但值得庆幸的是,卢定国先生于1958年拍摄的一张照片记录下了文庙前那对大瓷狮的身影,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图片中两只瓷狮昂首张口,一副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加上狮身又是嵌瓷泥塑,看上去全身上下都焕发着光彩。据王昌文先生回忆,两只瓷狮高约5米,在很远的距离就能感受到它们的气势。

       优秀建筑天主堂。“离乡去国渡重洋,传教中华遇祸殃。历劫余蛮义和乱,依然苦口讲天堂。”清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法国神父在黄瓜山建立天主堂,后迁到塘湾街即今天的民生路。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大足人余栋臣掀起反洋教斗争,先后在县城和黄瓜山、来苏、五间等地抄没教产,杀“顽抗”教民4人。清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法籍董神父在北山购地筹建天主堂,次年由范神父设计施工,1904年建成,1905年投入使用,即为今天的书院巷天主堂。

       调研组一行在区政协委员、区天主教爱国会主任覃伦恕的引领下来到教堂考察。该教堂占地面积约18亩,建筑面积2453平方米,由大门、教堂、钟楼、庭院几部分组成。大门坐北朝南,为四柱三间哥特式牌楼,青砖砌筑,面宽1.8米,高3.2米,牌额楷书“天主堂”,其顶部立有十字架。教堂面宽32米,进深16米,内有16根巴洛克式立柱,柱础为四面,雕刻有花纹。教堂祭台高大,上悬本堂保主弥额尔的大型造像,正中安放着“圣贵保主”,左右是可爱的小天使塑像,圣母塑像位于左侧。大祭台左右各有一个小祭台,台上塑耶稣、若瑟像。堂顶有花卉,配以彩灯和宫灯。钟楼面宽12米,进深8米。庭院内绿树掩映,既有银杏、楠木、香樟、苏铁等古树,又有兰草、玫瑰、月季等花草,风景优美。现在该教堂被评为重庆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被确定为永川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永川和周边广大天主教徒从事爱国爱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39年春,当时的县政府在县城木货街与英井路交接处的丁字路口即今天区中医院门前街心,修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一座,并用生铁铸汉奸汪精卫夫妇跪像于纪念碑西侧。据《永昌镇志》记载,该碑高2丈,碑座呈六角形,碑身呈四方形,碑帽呈锥形,四面凿石为框,分别用真、草、隶、篆四种字体刻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字样,红色,正面署“邑人杜香樵书”。碑西侧汪精卫夫妇跪像系经1939年县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仿西湖岳王坟故事,用当时民众教育馆周敬承打金钱板宣传抗战、劝募献铁加强军备时所收集堆存的废铁铸成,让大汉奸永跪于抗日阵亡将士之前,受万人唾弃。

       解放后,移铁他用,纪念碑也在“文革”期间被定为“四旧”而遭到破坏,但“纪念碑”作为地名却在永川人心中扎下了根。

 

城外:龙山龙窑,古道古景

“中大路”

石碑

       “城内景致难看透,又将城外说根由。”调研发现,位于中山路街道境内、县城外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有些与众不同。

       龙山藏龙窑。在中山路街道的北面有一山曰青龙山,系从箕山中段南侧向南偏西延伸出的一条分支山脉。《昌州景志》中“东边青龙望城走”中的“青龙”,即指此山。上世纪六十年代闹“饥荒”,为了“生产自救”,县城学校师生(主要是永川中学的师生)到青龙山开荒大种南瓜,曾一度解决了许多人的饥荒问题,人们遂将此山称作“南瓜山”以感激救命之恩。如今的南瓜山,大种南瓜的场景已一去不复返,而留给人们较深印象的则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兴起、到本世纪初陆续消失的大小窑厂。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窑炉生产硅酸盐制品最早的国家。约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已有烧制陶器的穴窑。商代出现了烧成温度更高的半陶半瓷窑,战国时开始有馒头窑及龙窑,烧成温度可达1300℃。龙窑多建筑在坡地上,呈长条形,依山坡所建,由下自上,如龙似蛇,故名。宋、元时期的龙窑出现了一种在窑室内砌筑多道挡火墙,将其分成若干小室,挡火墙下部设烟火孔,使室与室之间相通,即所谓的“分室龙窑”。龙窑采用自然通风方式,以杂柴、松枝等植物为燃料,窑内火焰多平行窑底流动。因为此种窑建在山坡上,所以火焰抽力大,升温快,可以快烧,也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同时装烧面积大,产量高。

       调研组一行来到久负盛名的廖家窑。窑主人、现年72岁的廖春田系廖氏第四代制陶烧窑工艺传承人,他从1978年迁到南瓜山至今,已在南瓜山上制了30多年的陶、烧了30多年的窑。在老廖的带领下,调研组一行参观了他当年工作过的一座龙门窑。该窑依山而建,宽约6米,长约15米,窑内砌筑6道挡火墙,将其分成7间小室,挡火墙下部设烟火孔,使室与室之间相通,是典型的“分室龙窑”。“烧一次窑要花三天四夜的时间,烧成的海坛、泡菜坛等陶制品要拉两大卡车,主要销往西充、南充等地。”回忆过去烧窑经历,老廖一脸幸福。令老廖稍感遗憾的是,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从2012年开始南瓜山上全面停止制陶、烧窑。之后他一直闲居在家,而他的三个儿子则作为廖氏第五代传人,已转战成都等地,从事工艺陶的制作和烧制。谈及未来,老廖充满信心:“虽然我不制陶、烧窑了,但手艺已全部传给我的三个儿子,相信他们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古道伴古景。调研组一行在中山路街道办事处孙家口村境内的铁岭山上看到,沿铁岭山山脊,有一段长约1公里、宽约两米的石板路。这段路看似平凡,但却大有来头,因为它就是当年从成都通往重庆的官道。这条官道古称“成渝东大路”,永川人称之为“中大路”,是官府传递信函文书的驿道,全程长535.5公里。该官道西自大足界向东经荣昌的石盘铺进永川太平,再从西外老街入永川城,过东门出城,经茶店、大安、隆济场进入璧山境,在永川境内长45公里。石板路宽度1.7至2米,两乘轿子或滑竿可以并行。随着1932年12月成渝公路全线竣工通车、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条官道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渐渐退出交通通信的历史舞台。今天,成渝高速公路、成渝高铁就从古道附近穿过,让人不得不感叹:人类文明的脚步从未停止,历史的车轮始终滚滚向前!

       与古道相伴的,还有永川古八景之一的“铁岭夏莲”。铁岭即铁岭山,其山石色如铁,山上有场名茶店。相传,明惠文帝过此,曾在此休息饮茶,因名茶店。场西大路边原有石碑刻“铁岭山”,每字大约3尺见方,系明嘉靖年间巡抚、天津人李钦所书。铁岭山纵横10余里,中名铁山坪,风景优美。附近有莲池坝,池中实无莲,惟多石孔,与莲(蓬)相似,十分美丽,因名“铁岭夏莲”。明代永川人罗勋有诗云:

       水流石窍满芳堤,涌出奇花铁岭迷。

       岂有灵根来玉井,还疑静植借莲溪。

       胭脂着雨鲜如洗,翡翠飘风软欲携。

       景运有开先灿烂,依稀桃李自成蹊。

       清代永川诗人李天英也曾留诗一首:

       三十六州铁,移来聚此山。

       黑云生石骨,黄叶落霜颜。

       鸦噪孤亭晚,兵销野树间。

       何人留手迹,拂拭出榛菅(zhēn jiān)。

       “铁岭夏莲”古景中有古道穿过,这种姊妹共存的文化遗存现象在永川境内其他地方还不多见。据悉,中山路街道正积极与有关部门衔接,力争在开发中做好文化遗存的保护工作,让子孙后代能够在感受古道沧桑岁月的同时,还能依稀看到“铁岭夏莲”的美丽风景。

 

名人:斯人已逝,政协情深

       在1997年出版的《永川县志》中,共为51位历史人物立传,其中属原永昌镇的就有钟天樾、杜香樵、欧万全、黄默涵、曾伯康、谢仲容、游平等7位,而7人中竟有黄默涵、曾伯康、谢仲容、游平等4人与政协有缘。

       黄墨涵,名云鹏,1883年9月出生。早年官费留学日本,并向章太炎学习国学。1910年归国,1911年任联合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主笔。1913年3月,被推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4年12月,被四川省政府任命为浚川源银行总行经理。其后,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张勋复辟等重要活动。1924年,被任命为四川省财政厅长,任上与诸同事搜集资料编成《四川财政录》,书成后辞去厅长职务。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黄墨涵和黄炎培、胡厥文三人被大会公推为主席团成员,黄墨涵在闭幕会上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墨涵曾任相辉学院院长、聚兴诚银行常务董事。虽然年届古稀,仍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先后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四川省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代表以及民建中央常委、四川省委常委、重庆市委副主委。1955年11月8日逝世,终年73岁。

       谢仲容,名志学,化名李靖风、王志涵,生于1887年,病逝于1979年,享年92岁。谢仲容世居县城东外街,1906年中学毕业后,先到日本铁道学校后到体育学校学习,参加同盟会。1908年毕业回国,曾组织“共进会”秘密反清,担任学生队队长响应武昌起义,参加“护国运动”下颚中弹受伤,获三等文虎勋章。1931-1935年,担任永川县工会理事、理事长职务。抗战前夕,对官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现状早怀不满的谢仲容再也不愿为国民政府效劳,便辞去工会理事长职务。1936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邀请他去南京工作,他婉言谢绝;又推荐他去四川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处任职,也被他谢绝。他闲居家乡,以赞助社会公益和为群众排忧解难为乐。1956年,永川县政协成立,他即为委员,连任5届。他在政协积极参加活动,为当时编撰《永川县志》提供了大量资料。

       曾伯康,名祥熙,1893年出生。1916年考入当时的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即现在的东京工业大学纺织科。自1922年回国后,长期与纺织行业打交道,对纺织厂的改造和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做出了贡献。抗战服利后,为了开拓桑梓文化,他将自己历年用积蓄购买的书籍运回永川,在永昌镇中山路曾氏祠堂内设立竹兰图书馆,对阅读者无偿开放。1950年将全部书籍、字画无偿移交给永川文化馆。其中,原寄存北碚图书馆的珍本,后经川东行署文教厅批准继续留存北培图书馆,另拔给永川图书馆一批图书。曾伯康是民盟辽宁省委常委及营口市委主委、辽宁省政协常委及营口市政协副主席,曾光荣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在“文革”中曾伯康受到冲击,1970年1月4日在营口市含冤逝世,终年77岁。

       游平,女,名云璋,化名好侠、笑频、叶紫藤、刘玉贞、张洪群,1905年出生。早年以读书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初,先后担任成都妇联秘书长、市法院审判员等职务。1952年至1959年,在西南化工厂任人事科组长,在重庆塑料厂任秘书室主任。1959年6月,在省文史馆任秘书,曾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受不公正对待,此后因病长期休养。经批准于1981年6月离休,享受副处级(团级)待遇。1985年11月逝世。

       守住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就是守住这座城市的魂;让后人记住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就是对历史最好的敬畏。调研中山路街道遗存,寻根永川文化,让我们做一个有根的永川人……

【微评录】

       8月23日,永川微政协推出图文《古往今来话“中山”——永川区政协历史文化遗存探寻之中山路篇》,受到关注和好评:

       刘祥全(区政协主席):

       读过本篇,可知中山路街道的前世今生,同时也更深入了解了咱永川城的来龙去脉。这如象胎盘为人的生命之源一样,中山路街道好似那原始胎盘,永川这座城市由此孕育,不断生长,形成了今天可爱的模样。这也让自己感到,古往今来,作为永川的“心肝宝贝”,中山路街道历史厚重,文化资源富集,发展前景广阔,我们看好中山、祝福中山!

       钟代华(区政协副主席、民进区委主委):

       发掘城市根脉,采集文化基因。区政协历史文化遗存探寻之中山路街道篇,打开“永川珍藏”,解开“永川之谜”,永川历史文化竟然如此源远流长,提升永川城市文化软实力,我们有了高耸深厚的“源头活水”。

       罗章烈(区政协教科文卫体委主任):

       建议除古遗址、古道等保护外,新城很多地名、街道、小区等命名应多保留老地名,如青龙入城、接官厅、铁岭山等。命名后树立碑石介绍其来源,显示历史脉络。

       卢国俊(区政协委员、区书法家协会主席):

       真实记忆,资料珍贵。传承有序,工匠能力!

       夏代梅(区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

       我对古迹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情结,因此,政协每期的探寻我都在转发,遗憾很少去实地。初中时,我曾跑到璧山矛莱山,去看被毁掉的古庙遗迹,被蛇吓得落荒而逃。感谢政协调研组对23个镇街的调研逐一收集发表,让我们对永川的历史文化遗存有了详细的了解。